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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这片厚重的黄土地再次孕育了中国科幻的荣耀。
张冉——这位以《以太》《晋阳三尺雪》《大饥之年》等代表作为人所熟知并多次获奖的山西作家，9月末，又凭借新作《止水》同时斩获中国科幻银河奖“最佳短中篇小说奖”与华语科幻星云奖“短篇小说金奖”两项重量级桂冠。张冉以独特的、充满人文温度的创作，在中国科幻的星图上刻下自己的名字。
在“科幻双奖”加身的高光时刻，记者与张冉展开对话，试图探寻他创作背后的初心、美学，以及山西这片土壤所赋予他的独特滋养。
以科幻为器
诉人间温情
记者：作为银河奖、星云奖的“常客”，此次携新作《止水》时隔十年再夺“双奖”，有什么新的感受？这是否会成为你创作生涯的新起点？
张冉：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，挺平淡。我是一个随性的人，写作对我来说从不是规划出来的事。硬写出来的东西总感觉不够好，不如等那份自发的表达欲。2024年5月发表《止水》，算是重新拾起创作了，但要说新起点倒谈不上，我还是愿意跟着自己的节奏来。
记者：刘慈欣评价《止水》“充满人文情怀，淋漓尽致展现科幻魅力”，这部作品的核心命题是什么？创作灵感又源于何处？
张冉：《止水》和我之前的作品不太一样，它的内核是情感为主。故事里的少年得了渐冻症，这是目前没有有效药物的疾病，母亲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的身体衰弱。我设定了“止水生命科学研究中心”，他们能通过技术让病人进入虚拟世界，用编程“写”完余生，让病人在意识里以为自己痊愈、过了完整一生。
孩子的母亲是一名编剧，她对儿子的期望很朴素，也按照这个期望为他编写了一生：“我愿你是我这辈子遇见过最好的男人”——健康长大，做个正直的人，娶个爱自己的人。最初触动我的，就是亲人之间的这份羁绊；往深了说，我想探讨“人如何有尊严地告别”。就像《止水》里，儿子在母亲的陪伴下体面走完一生，这是比治愈更贴近现实的温柔。
记者：为什么选择用科幻来讲这个故事？
张冉：因为纯文学的“工具”有时不够用。如果既不想写得太虚、太意识流，又想扎扎实实讲一个故事，科幻是最好的武器。它的外延很宽，只要逻辑链条坚实、能在科学框架下说通，就能承载你想表达的东西。我很多作品的内核不是科幻，科幻只是“必须加上的外壳”，是为了让故事落地的工具。
很多人觉得科幻是未来主义，甚至说它能预测未来，这其实是幸存者偏差。我们写科幻，意义不在于预测，而在于示警：如果生活里某个小因素被极化，社会会变成什么样？把这种离奇可能写出来，让读者思考“这会不会是我们的未来”，这就是科幻的“超现实现实主义”。
好的科幻应该承担社会责任，它不是只写眼前的生活、做狭隘的讽刺。读完一本好科幻，你会合上书本愣一会儿，想“这是真的吗？如果是我会怎么做”——这就是科幻的独特之处。
科幻没有标准
注重“我和你”
记者：评论界认为你的作品“硬核科技外藏着人文关怀”，你是如何平衡“科技理性”与“人文感性”的？
张冉：我从不会刻意平衡，所以有读者说“你这不是科幻”。科幻的边界本就模糊，比如我很喜欢的作家特德·姜，他的作品里有神学、哲学、语言学，也没刻意区分这是不是科幻。对作家来说，写作的初衷不该是“我要写一篇标准科幻”，而是“把我想表达的讲清楚”。
没人有资格定义标准科幻。我写东西，先想的是这个故事要传递什么，再考虑用什么形式承载——如果科幻是最合适的，那就用科幻。
记者：你的很多作品设定在“近未来”，读来很有代入感，这是有意为之吗？想通过“一步之遥的未来”传递什么？
张冉：“近未来”的优势是可信度高。它依托的是现有技术的延伸，比如AI继续发展、元宇宙普及，你能直观想象：30年后的太原还是太原，学府街还是学府街，只是走在路上的人们都在使用视网膜投影。这种设定很合理，读者容易代入。“远未来”太难写了，一万年后的城市是什么样？人类会变成什么样？没人能说清。
创作有时不全是为了传递社会意义，可能只是想展现科幻的美感。
记者：在你的作品中，技术推动情节，但落点总在“人”。面对科技狂飙，你认为人性中最该守护、也最脆弱的是什么？
张冉：如果说我有固定的创作母题，那一定是“人与人的关系”。不管未来怎么变，是在宇宙漂流，还是困在小房间；是技术重塑世界，还是社会格局颠覆——最终落到根上，都是“我和你”的关系。这是宇宙里最恒定的东西，也是最该守护的。
科技再先进，也替代不了亲人的陪伴、陌生人的善意、人与人之间的羁绊。所以我写的所有故事，剥掉科幻外壳，都是在讲人如何联系彼此。
山西的文化滋养
是根也是光
记者：作为山西籍作家，且有刘慈欣在前，你如何看待“山西科幻作家”这个标签？这片土地给了你怎样的独特视角？
张冉：我出生在太原，但真正让我有“山西人”身份认同的，是老家应县。小时候寒暑假我都回去，可以说在应县木塔底下长大，那里是我理解的山西。
山西多出创作型人才，导演、编剧、画家都有，可能因为这里气候适宜、生活压力小，一有时间就想窝在家里想事情。但山西科幻作家不多，持续创作的成名作家也就六七个人，这个群体不大。
山西人身上的两面性很鲜明：一面是黄土高原的农耕根脉——对土地的感情深，根扎得实；另一面是勤于思考，不是闲下来就懒散，而是会暗自在心里琢磨事儿。这种“扎根大地又仰望星空”的特质，对我的创作影响挺深的。
记者：山西的历史厚重感与未来开拓性，是否也在影响你的创作观？
张冉：对我影响最大的不是这片土地，而是土地上的人。比如我姑姑，一个没出过县城的农村老太太，说话却能引经据典，特别有智慧，我很佩服她；还有我爷爷，生于光绪年间，一生有很多传奇故事，他身上有山西人的一些特质：有才能、偶尔偷懒，有血性、懂民族大义，也有点小狡猾。这种立体的人，比历史典故更能打动我。
我甚至想以爷爷为蓝本写一部“不可靠叙事”，记录一个普通山西人在各个时代里的挣扎与坚守。对我来说，科幻世界观的构建，不只是未来有多炫，还有身处未来的人有多真实，山西人的真性情，就是我世界观里的底色。
记者：中国科幻有“新生代”“更新代”的划分，你这一代的创作风格有什么特点？你的创作会不会受前辈刘慈欣的影响？
张冉：学界一般按“发表作品时间”划分：上一代是郑文光、叶永烈，他们是中国科幻的奠基者；刘慈欣、王晋康那代叫“新生代”，他们喜欢写“人类”这个宏大命题——10篇小说里5篇有“人类”，关注人类和外星人、环境、地球未来的关系；我们这代70末、80后叫“更新代”，是伴随互联网长大的，更关注“社会未来的模样”“人和人的关系”“技术对日常生活的改变”，不会把视角拉到人类整体，而是落到具体的人身上；再往后的90后作家，更侧重描述未来的AI、城市生活，方向更细分。
我们这代很多人受刘慈欣影响，但也会找到自己的路——不是模仿宏大叙事，而是把宏大藏在微小里，比如用一个家庭的故事，讲技术对社会的改变。
培育种子
让山西科幻“抱团取暖”
记者：《三体》《流浪地球》带热了科幻影视化，你的作品情感流畅，是否有影视化计划？最希望哪部作品搬上银幕？
张冉：目前有几部正在推进，《太阳坠落之时》制作成了AI短剧，今年已经上线；还有一部院线电影《群星闪耀时》，阿里影业投资两个多亿元打造，明年上映，我担任文学总监。其他影视项目还没有完全确定。
我较少在作品里明确写“山西背景”，只有《晋阳三尺雪》提过本地地标。但不管是哪部作品，只要能通过各种形式传播，都是对山西的一种宣传——让更多人知道，山西不只有历史，也有属于科幻的想象力。
记者：将来会不会写一部充满山西元素的作品？
张冉：我希望有，但现在还没准备好。如果要写故乡，我希望它是足够好的作品，不能辜负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。现阶段我觉得自己的积累还不够，等想法成熟了再动笔。
记者：作为省作协科幻文学专委会副主任、晋中信息学院太古科幻学院院长、科学与幻想成长基金发起人，你认为应该如何培育山西的科幻种子？高校在其中能发挥什么作用？
张冉：我在晋中信息学院做了很多尝试：首先是在通识课中，将“科幻与想象力”列为必修课；选修课中还有“科幻小说”“科幻电影”等，先带领学生认识科幻。然后设立了科幻写作工坊，发现有潜力的学生就拉进来，一起练笔、讨论。我们还在山西的《黄河》杂志发表了很多创意写作学院和科幻学院师生的作品，慢慢把“信院作家群”的概念做起来。高校的作用就是“搭梯子”：一边做普及，让更多人喜欢科幻；一边做孵化，让有才华的年轻人能坚持写下去。
其实山西喜欢写科幻的年轻人很多，每年在刘慈欣故乡科幻文化活动周评选中，我都能看到不少好作品。只要给他们平台和鼓励，很多种子都能发芽。
记者：对怀揣科幻梦想的年轻创作者，你有什么建议？
张冉：首先要守住心里的“小火苗”，你开始写科幻，一定是因为喜欢，别让功利心浇灭它。喜欢科幻的人，都是对未来有幻想、会仰望星空、会观察生活细节的人，这种“与众不同”很珍贵。在生活里，我们可能孤僻、怪异，但在科幻世界里，能找到同频的人。这就是创作的意义之一：用科幻当桥梁，和同类对话，不再孤独。
尤其是在山西，我们更该“抱团取暖”，把黄土高原的厚重放进科幻里。从脚下的土地找故事：比如你身边的老人、家乡的老建筑、山西人的性格股票配资系统，这些都是独一无二的素材；再抬头看星空，把这些本土故事放进未来里——这样的科幻，既有根，又有光。希望更多人加入进来，让山西的科幻，能从黄土高原上，望向更辽阔的星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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